司法赔偿范围的立法规定模式有哪些问题?

司法赔偿范围的立法规定模式有哪些问题?

　　《国家赔偿法》在界定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范围时，采用的是列举模式而不是概括模式，这就使得国家赔偿范围有了“挂一漏万”的局限。如《国家赔偿法》第3、4条在规定行政赔偿范围时，就以肯定列举的方式规定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损害赔偿，使得其他权利的损害与赔偿被“漏”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而且，就第3条的人身权损害赔偿规定来看，也继续采用了列举式，列举规定了五类赔偿行为(公民人身自由被行政强制的，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在这些列举中，不仅只列举了人身自由(而不是人身权的全部)，而且，对损害人身自由的行为形式也进行了列举。这些列举，同时也成为了对赔偿范围的限制。因此，如果不属于人身权(如受教育权)，不属于人身自由(如人格权等)，不属于损害人身自由、生命健康的特定行为形式(如不是对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就都不在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更多的权利和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